文学研究者们在复制着似曾相识的论著
2020-06-13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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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制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原创力

文化仿制在我国已成风气,从物质文化的仿制到非物质文化的仿制,仿制之风已经波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使得仿制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仿制”的本质就是重复,其价值的存在正是对原创价值的消解,因此,仿制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遮蔽了原创的价值与魅力,拖移了人们关注原创力的目光,使人们满足于对成品的简单因袭而走向价值追求与思维方式上的误区。以最具大众文化特征的娱乐圈为例,近几年的“模仿秀”已呈泛滥之势,从名人形态模仿、声音模仿到节目内容与形式的模仿,小孩模仿大人、男人模仿女人,其势已达到令人生厌与担忧的地步。这种模仿之风早已侵入学术领域,所谓学术理论上的“跟西”之风正是学术仿制的表现,文学批评同样未能逃离仿制的陷阱。文学批评理论应是基于鲜活的生活与具体的文学现象而生成的原创性成果,每一个成果都应是独特的“这一个”,但事实上,“文学研究者们在复制着似曾相识的论著,论文写作者们在炮制着批量的论文,它们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生产出的产品。这虽然不是全部的事实,却也是普遍的事实”⑥。文学批评的仿制现象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思维方式上的仿制,过分崇尚西方的理性思维,而忽略甚至有意轻视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感性思维方式;二是观点上的仿制,“众口一词地重复某种见解”⑦,已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主流特征;三是批评方法上的仿制,我们自己基本没有建树;四是话语特征上的仿制,“失语症”的出现便是这种仿制的结果;五是文体特征上的仿制,当下的批评文体正在步入所谓严谨、规范的模式化歧路,“绣功”越来越精致,成品却越来越无新意,这与多数学术刊物的用稿标准也有一定关系,其危害不仅导致文学批评在文体形式上走向单一、僵死,更限制了批评主体鲜活思想的表达。文学批评要挣脱仿制文化的罗网,就要实现几个突破:首先,要坚持自我化批评。一要尊重自己的感觉,尤其要尊重自己的直感。感性认识虽然未必深刻,但却往往最贴近事物真相,也最新鲜、最灵动,那些动辄拿所谓深刻的理论来套解文学现象或作品的做法,只能使自己本来富于创见的感性认识遭到挤压,最终又掉进仿制的陷阱。二要坚持自己的思维方式,尊重自己的思维习惯,不为他人的思维模式所牵制,新颖的思维方式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成果。三要相信自己的话语魅力,敢于以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妨把握一个基本原则: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最利于自己的思想表达就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四要追求自己的文体风格。文如其人,一个忠诚于自己的感觉、尊重自己的思维习惯与话语方式的人,其文体风格也应有着自己的特色。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大批评家都是有着自己的鲜明风格的,有学者称赞“鲁迅式的批评文体”说:“这种文体从来没有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地摆架子、耍洋词,而是以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态度和语言娓娓而谈,切中肯綮。每篇都是地道的美文,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段,作出精辟的概括”⑧。显然,这是值得今天的批评者潜心学习的。其次,要坚持依据文学文本。回归文本已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核心话题,文学文本是文学批评理论生成的土壤,文本的千姿百态与独创性决定了由此生成的理论也应有着极大的丰富性与原创性。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批评理论的创新需要建立在对具体文本的切实解读或对大量文本事实的剖析、概括与总结之上,更要认识到这条创新途径的唯一性。坚持从文本出发,在文学创作呈自由爆炸态势的今天,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批评家尤其需要具备对文学气象的整体感知能力以及对文学文本的选择性阅读能力,我们不必企望读完大部分作品,也不必读完全部所谓“代表性作品”,我们只需选择某个区域、某个作家群、某位作家、某种题材或某种体裁的作品,抛开既成观念的干扰,对其潜心研读,就有望获得原创性发现,从而走出理论仿制的误区。

人情文化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国人自古以来就以“人情”为纽带来构制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人情文化是世俗文化的衍生物,因而其内涵又是随着世俗文化内涵的演变而演变的。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实现了一次世俗化转向,这种世俗文化的核心便是利益,而利益大多需要凭借“人情网络”来得以实现,这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一个文化链:世俗文化———利益文化———人情文化。也就是说,人情不再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单纯的情感关系,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利益关系。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便出现了一个似怪不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只说好话,不挑毛病。不仅是广大的批评“散户”们奉行此道,近几年名刊名报上名家云集的作品评论专栏也几乎全是褒扬之词。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批评家想对作家大大鼓励一把的善意,也不排除想推出优秀作品、树立标杆的良好意图,但鼓励与树标杆毕竟不是批评家的全部职责,况且树标杆也需要挑毛病,没有被挑出毛病的作品反而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人情文化在作怪。在人情的迫使下的批评家所扮演的角色是尴尬与矛盾的:明明不想说话,却非说不可;明明认为他不好,却不得不昧着良心说他好;呼吁别人说真话,自己却当好好先生;批评宏观的虚拟对象时锐气十足,批评具体作家作品时却一团和气。如果我们说“现在除了老师给学生批作文还说真话,几乎看不到说真话的批评了”也不为过。对于这种角色的扮演,多数批评家们是无奈与痛苦的,但批评家的无奈与痛苦并非人情文化的主要危害,其主要危害在于其对文学批评原创力的遏制。人情文化对文学批评原创力的遏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主体真实意义的消解。批评家首先必须呈现出主体的真实面貌,将其真实的感受与见解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使其精神能量得以尽情地释放,其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才有机会得以显露,批评家在人情的逼迫下不得不掩藏起真实的自己,使自己的见解无法得以真实地表达,自然就谈不上原创力的迸发。二是对差异意义的消解。差异性与主体性是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有主体性才有差异性。差异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创新的前提,又是创新的标志,所谓创新就是在发现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差异。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在见解上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其相互取长补短、相互激发创生的基本条件,而人情环境却扼制了这种差异性的生长空间,使之成为一种不便显露、不便公开的隐性存在,从而导致批评界众口一词、人云亦云的趋同现象。三是对否定意义的消解。否定的意义同样在于它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人类的发展进步史就是扬长补短的历史,而补短最具有原创意义。要“补短”就必须首先“揭短”“批短”,即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否定,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补短”的路径。假如文学的不足与批评的不足都不能被及时指正,文学批评显然就难以步入一个更高的新境界。实际上,处于被人情所禁锢的境地,批评家们是不满意、不甘心的。著名批评家谢冕在谈到自己的诗歌评论时就坦言:“我也不满意自己批评的过于温和的倾向,而非常心仪于那些不留情面的、充满锐气的批评”③。那么,文学批评又如何能在人情文化的包围中来实现自身的原创力呢?应该说,自救的道路还是有的。首先,批评家要与文学家一起重建一种价值体认标准。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④。因此,批评家与文学家要把说真话作为价值标准,共倡一种“真实的批评”,使双方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达到真正交流,从而碰撞促生出新的思想火花,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言:真诚的交流能够使“一个观点带出另一观点”,“造成一种双方齐心协力的探索,双方在交谈中引出新的线索,走入新的境界。”⑤其次,要帮助文学家重建一种价值自信。文学史上有许多例证说明,对作品的否定性批评或褒贬论争,丝毫也不影响这些作品成为经典,因为这恰恰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之后而真正立得住的作品。比如汉代贾谊、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对《楚辞》的争论,17、18世纪法英两国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褒贬以及我国现当代对鲁迅作品的质疑性批评,都没能动摇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这只能说明它们固有的经典价值的自在性。可见,一部作品是不是真金,并非在于批评家摇头还是点头,而是在于其自身的品质。因此,真正有抱负、有出息的作家应该是不惧怕否定性批评的,相反他们会因从中汲取了营养而不断迈向更高远的目标而欣喜;批评家也不必顾忌文学家的小心眼,说不定是批评家小看了文学家。再次,应该倡导一种有策略的批评。我国历来倡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思想交流方式,因此,文学批评还需要寻求“人情文化”与“真理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既要追求真理,又要顾及人情,顾及被批评者的接受心理。有的批评出言过于尖刻,甚至颇有讽刺挖苦乃至人身攻击的意味,这样的批评即使有些道理,也很难被文学家所接受,批评者自己过足了“气瘾”与“嘴瘾”,却伤了别人的自尊,这也是人们对所谓“酷评”不以为然的原因。批评的力量在于其道理本身,批评的创新建立在充分地尊重作家、尊重文学事实的前提之下,既要讲诚意,又要讲善意;既要讲原则,又要讲方法,这样才能使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构建起一种亲切、融洽的关系,使双方在真诚的交流中彼此激发出创新的活力。

一、人情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原创力

总之,处于特定时代文化环境裹挟中的文学批评,要在自身的原创力上获得突破性进步的确难度极大,但文学批评自身又不是完全被动、无能为力的,它依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寻求原创的空间,并进而为文化环境的建设做出贡献。

相对其他文化现象来说,体制文化对人有着更为强大的制约性。体制文化与人情文化及仿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合理的体制文化会成为人情文化与仿制文化的催化剂。就今天的学术体制来说,其表现出的最大弊端就是量质定位上的价值偏差:一是重“量”轻“质”,过分强调学术成果量的产出,几乎各级学术评估及各个高校的学术任务都把量化指标放在首位,且形成了量化指标与利益分配之间的正比关系。要保数量,就需要快速产出;要快速产出,就要仿制,就要动用人情资源。因而出现“文学批评界日益沉迷于各种操作与‘社会资源交换’的活动”⑨这样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了。对“量”的突出必然会造成对“质”的挤压,所谓“质量兼保”仅是一种具有相对意义的说法。二是在“质化指标”上的简单化,“质化指标”是相对于“量化指标”而言,各高校一般都以刊物级别来评判论文水平,而不看论文本身的质量,专著则看出版社的等级。成果本身的质量已经失去硬性评判标准,已被看做是难以评判的“软件”。这种学术体制对文学批评的创新力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追求成果速成,成果速成与成果创新显然是一对矛盾。众所周知,一切事物的创新都是需要时间来做保证的,就文学批评来说,要产出具有创新意义的优质成果,就要花费大量时间研读作品、分析文学现象并从事其它一系列相关工作,而这会导致研究者不能按时完成学术任务而被体制所淘汰。现在的批评界之所以很难出现“十年磨一剑”的重量级新成果,原因很简单:未等你磨出来,也许早就被开除了。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对批评家神圣感的瓦解。神圣感是原创力产生的最大动力,因为神圣感不仅能使人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也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文学批评本来是神圣的,但现有学术体制下还有多少人在怀着神圣感搞学术研究?要神圣就不能考虑功利得失,而完不成科研任务,则不仅会使经济利益受损,还要丢面子。体制的鞭子悬在头上,多数人只感到拼命奔跑的疲劳,哪里还有神圣感?知识分子对这种现状是不满意的,多数批评家不甘沦为制造学术残品乃至学术垃圾的工具,那么,怎样才能找到突围之路呢?首先,要以构建个人价值观为依托,逐步建立文学批评的内部价值标准。在我们尽可呼吁环境的改善、却无力去改变环境的历史宿命中,就有必要突出一下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了。批评家毕竟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的价值取向与努力还是大有作为的,当下文学批评成果的质量也还是优劣分明,所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这也是当今批评家没有全体陷落的原因所在。有良知、有抱负的批评家能够认识到:“理论批评工作与其说主要依托外部环境,还不如说更多的是依赖个人的努力,尤其是依赖文艺理论批评家勤奋执着的阅读和思考”⑩。因此,批评家还需坚信个人主观努力的重要作用,自觉构建自己的批评价值观,弄清自身的价值所在。批评家个人的价值观无疑会产生“圈子效应”,假如每一位批评家都有着正确的价值追求,久而久之,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就有望形成以扎实钻研、追求原创为荣,以模仿应付、逐名逐利为耻的良好风气。其次,要尽量寻求完成科研任务指标与追求原创价值的平衡点。应该说,这个观点极为实在,比起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谈阔论也显得保守与低调,但人生在世,难以免俗,生存还是第一位的。试想假如我国古代就有凭靠学术成果来评职称、提工资的政策,我们的古代文论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今天历史规定我们只能“在格子里跳舞”,我们就只能选择“在格子里把舞跳好”。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就不能过分追求成果产出量,而要做到质量为首,兼顾数量。应该说,多数批评家是有良知的,“批评不应该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是一种有思想的生产”瑏瑡还是批评家们较为普遍的认识,力求“不为外力和外物所奴役,从而发出自己个人化的声音”也是多数批评家所期望达到的境界,而文学批评的创新也并非艰难到极端,只要我们怀着最基本的责任感并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尝试,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本文作者:蔡梅娟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二、仿制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原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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